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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波伏娃论女性同性恋(上)

发布时间:2013-05-08 17:03  点击数:
导读:我们一般认为,女性同性恋者是一个头戴毡帽、留着短发、系着领带的女人,她的男人外貌仿佛表明荷尔蒙的某种反常。把同性恋者与男性化女人这样混为一谈,是绝大的错误。在后宫的妃妾婢女和妓女当中,在极想女性化的女人当中,其实有许多同性恋者,相反,大多
    我们一般认为,女性同性恋者是一个头戴毡帽、留着短发、系着领带的女人,她的男人外貌仿佛表明荷尔蒙的某种反常。把同性恋者与“男性化”女人这样混为一谈,是绝大的错误。在后宫的妃妾婢女和妓女当中,在极想“女性化”的女人当中,其实有许多同性恋者,相反,大多数“男性化”的女人却是异性恋者。性学家和精神病学家都证实了这个共同的观察结果:多数女性“同性恋者”在身体结构上与其他女人完全相同。她们的性行为根本不取决于人体结构的“命运”。

  然而,生理特征无疑可以造成独特的处境。两性在生物学上没有严格区分,相同的体细胞在受着某些荷尔蒙的影响。荷尔蒙的方向——趋于雄性还是趋于雌性,这取决于基因型,但在胚体发育期间可以发生某种程度的转换,致使个体在某些方面的外貌介于男性和女性之间。有些男人之所以具有女性的容貌,是因为他们的男性器官发育迟缓:我们偶尔也会看到,原以为是女性的孩子变成了男孩于。海伦·多伊奇提到这样一个少女的病例,她热烈追求一个已婚女人,想骗她与自己一起生活。后来才知道,她原来是一个两性人,在一次使她变成正常男性的外科手术之后,她能够和她那离了婚的情妇结婚并一起生了孩子。但这决不是说,每一个女性同性恋者,在生物学上都是打着骗人招牌的男人。两性人具有两性的生殖系统的成分,所以能表现出女性的性欲:我本人就认识这样一个人,她被纳粹逐出维也纳;她对自己既没有能力吸引异性恋男人,也没有能力吸引同性恋女人深感遗憾,然而她本人却只被男性吸引。

  在雄性荷尔蒙的影响下,所谓“男性化”的女人呈男性第二性征,如面部生须。未成年型的女人,其雌性荷尔蒙可能比较缺乏,因而发育不健全。这类奇特现象可能或多或少直接引起了同性恋倾向。精力旺盛、有攻击性、充满活力的女性,更喜欢发挥自己的主动性,通常对被动性不屑一顾。相貌丑陋、有残疾的女人,可能想补偿自己的劣等性,表现出男性气质。她如果对性冲动的敏感性比较低弱,就不会渴求男性的抚摸。

  但是,人体结构与荷尔蒙只能造成一种处境,并不能确立这一处境向其超越的目标。海伦·多伊奇还引用了一次世界大战波兰军团一个年轻士兵的实例。这个士兵受伤时由她照料,实际上是一个有明显男性第二性征的女孩子。她刚参军时是一名护士,尔后成功地隐瞒了性别,变成了一名士兵。然而,她却同一个战友谈恋爱,后来做了满意的调整。她的行为使战友们认为她是一个男性同性恋者,但实际上,这是她的女性气质在不顾她的男性伪装而一再地表现自身。一个男性不一定非要渴求女人;同性恋的男性可以有完美的男性体格这个事实,意味著有男性特性的女人也不一定非注定是同性恋者不可。

  甚至在生理完全正常的女人那里,有人也坚持认为可以分出“阴蒂的”和“阴道的”两种类型,前者注定是同性恋者。然而我们知道,童年的全部性冲动都是阴蒂的,它不论始终固定在这个层次上,还是发生了转变,都不是一个人体结构的问题;如通常认为的那样,以为童年时的手淫解释了阴蒂日后占首要地位的原因,这也是不对的:今天的性学认为手淫是十分正常的普遍现象。如我们看到的,女性性冲动的发展是一个心理过程,它固然受生理因素的影响,但也有赖于主体对生存的总态度。玛拉依认为,性欲是一种单一的特质,它在男人那里得到充分发展,在女人身上却停留在半途阶段;唯有女性同性恋者才可以有和男人一样丰富的里比多,因而她将代表一种“优越的”女性类型。但事实是,女性的性欲有它自己的结构,所以谈及有关男女里比多的优或劣是荒谬的。性对象的选择,根本不取决于女人支配能量的多寡。

  精神分析学家们有一个很大的长处,那就是他们认为同性恋是一种心理现象,而不是一种机体现象;可是,他们仍旧认为它仿佛是由外部环境决定的。不过他们对此的研究极少。

  根据弗洛伊德的看法,女性性冲动的成熟,需要从阴蒂阶段转变到阴道阶段,这种变化与小女孩把对母亲之爱转移到父亲身上的变化是相对称的。牵制这一发展过程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女人可能不会听任于她的“被阉割”状态,因而对缺少阴茎采取自欺的态度,仍固恋于母亲,并一直在寻找母亲的替身。

 

  在阿德勒看来,对发展的这种抑制不是一个偶然事件,也不是被动忍受的:它为主体所渴求,主体由于权力意志,故意不承认她的不健全,极力认为她自己与男性是一致的,从而拒绝受他的支配。不论是一个幼年固恋的问题,还是一个男性化抗议的问题,同性恋都是这样被看做是对发展的一种抑制。但实际上,女性同性恋者不是“发育不健全的”女人,正如不是“优越的”女人。一个人的历史,并不是一个由宿命论决定的发展进程,因而过去在每时每刻都要受到重新评价。这就是说,这一发展进程经历了新的选择,而“正常的”选择,并没有给予它一种优先的价值,它只能根据其真实性得到评估。对于女人来说,同性恋可以是她逃避自己处境的一种方式,也可以是接受这种处境的一种方式。精神分析学家们的一个重要错误在于,为了迎合道德观念,将同性恋完全看做是一种非真实的态度。

 

 

 

  女人是一个要把自己变成客体的生存者;作为主体,她的肉欲中有攻击性成分,然而它未从男性身体得到满足:于是便出现了她的性冲动必须加以克服的冲突。被认为是正常的或“自然的”制度,把她作为某个男性的猎物予以抛弃,同时又让她怀里有一个孩子,以恢复她的主权:但这种所谓的“正常”,受多少被明确认识到的社会利益的左右。甚至连异性恋也容许有其他解决方式。女人的同性恋,是将她的自主性与她的肉体协调起来的一种尝试。如果一定要谈到本性,那么人们可以说,所有的女人生来就是同性恋者。实际上,女性同性恋者的显著特点是拒绝男性,喜欢女性的身体。但所有的青春期女性也都害怕插入和男性的支配,也都对男性身体感到某种厌恶。相反,对于她和对于男性一样,女性身体也是欲望的对象。

  正如我已经指出的,当男人把自己树为主体时,他们也就把自己分离出来了;当他们把他者当做一个被占用的物时,就给他者的以及他们自己的男性理想以致命的一击。而女人在把自己看成客体时,她把她的同类以及她自己都视为猎物。男性同性恋者,鸡奸者,之所以引起男女异性恋者的敌意,是因为男女异性恋者都需要男人来充当支配的主体。与此相反,男女两性都自发地对女性同性恋者采取一种宽容的态度。德·带利伯爵d说:“我承认,这是一种竞争,但决不会使我感到不安;相反,我觉得它很有趣,我的缺德足以对它一笑了之。”

  柯莱特认为,雷诺在看到由克洛迪娜和雷齐这两个姑娘形成的一对儿情人时,也有这种有趣的冷漠心情。

  一个主动的、独立的同性恋女人,比一个无攻击性的女性同性恋者更令男人气愤,因为只有前者才威胁到男性的特权。同性恋行为没有违背男女两性的传统差异,它们在多数情况下只涉及女性的接受,而不涉及女性的拒绝。我们已经看到,它们在青春期女孩子当中,往往是对异性恋关系的替代,因为这时女孩子还没有机会或勇气去开始这种关系。同性恋行为代表一个阶段,一个见习期,而十分热情参与的女孩子,很可能在明天成为十分热情的妻子、情妇或母亲。于是,在女性同性恋者当中必须解释的不是她这一选择的积极方面,而是它的消极方面:她的显著特征并不在于她喜欢女人,而在于这一痛好的排他性。

  女性同性恋者常分为两种类型(琼斯和赫斯纳德就是这样划分的):“男性化的”,她们“希望模仿男性”;以及“女性化的”,她们“害怕男性”。的确,总的说来,人们可以在同性恋中看到两种倾向。有些女人拒绝被动,而另一些女人则愿意用女性的武器被动地放纵自己。但这些态度相互反作用,与被选客体的关系和与被弃客体的关系,可以互为解释。由于下面就要提到的多种原因,我觉得上面做出的划分是相当武断的。

  用想“模仿男性”去定义“男性化的”女性同性恋者,是为了表明她是不真实的。我已经说过,精神分析学家在根据社会最近的定义去接受男性化和女性化这些范畴时,所造成的含糊之处是何等之多。实际情况是,男人(man)在今天代表积极的人,中性的人,就是说他既代表男性又代表人;而女人却只是消极的人——女性,她不论何时作为一个人去行动,都要宣称自己与男性是一致的。她在体育、政治和学术方面的活动,她对其他女人的性欲望,全都被解释为“男性化抗议”。对她所追求的或她自己向其超越的价值普遍不予以考虑的做法显然导致了这一结论:她若是扮演主体角色,就是做出了不真实的选择。

  潜伏在这种解释下面的主要误解是,认为女性的人(the fe-male human being)把自己变成女性化的女人是自然的:仅仅做一个异性恋者乃至做一个母亲,仅仅实现这个理想,还是不够的。“真正的女人”是文明所创造的人为产物,正如创造阔人那样。她在卖弄风情、温顺方面的所谓“本能”是被灌输的,正如男人对男性生殖器的自豪感是被灌输的那样。实际上,男人并非总是接受他的男性使命,而女人也颇有理由不那么温顺地接受指派给她的使命。

 

  “自卑情结”和“男性化情结”这些概念,使我想起了德尼·德·鲁热蒙在《魔鬼的份额》里讲的一个故事:一个女人认为自己在农村散步时,小鸟在攻击她;几个月的心理分析治疗都未能消除这种魔念,后来医生和这位病人一起走进了诊所的花园,看见小鸟果真在攻击她!

  女人之所以感到劣等,实际上是因为女性的要求确实贬低了她。她本能地选择了做一个健全的人,一个面向世界和未来的主体和自由人。如果说这一选择具有男性化倾向,那么在女性化如今是意味着不健全的这个意义上,的确是如此。女性同性恋者向医生做出的各种陈述,清楚表明她们甚至在童年时就最痛恨被看做女性。她们瞧不起女孩子气的追求,要求做男孩子的游戏,玩男孩子的玩具;她们可怜女人,害怕变得女人气,反对被送进女子学校。

  这种反抗根本不意味着一种先定的同性恋。许多小女孩当认识到对她们身体的偶然适应将使她们的爱好与抱负变得有罪时,也会同样感到愤怒和绝望。柯莱特·奥德里12岁发现自己不能当一名水手时,她愤怒至极。很自然,未来的女人对她那个性别强加于她的种种限制感到愤愤不平。真正的问题不是她为什么会拒绝它们,而是她为什么会接受它们。她顺从是因为温顺和胆怯,但如果社会给予的补偿不够,这种顺从很容易变成反抗。青春期女孩子一旦觉得自己身为女人是无魅力的,就会发生这种情况。尤其在这方面,人体的天赋是重要的。

  当女人的容貌和身材丑陋时,或当她自以为是如此时,她会拒绝女性命运,因为她觉得自己的条件太差。但是说取得男性化倾向是为了补偿女性气质的不足,这也是错误的。事实毋宁说是,给青春期女孩子的机会不太多,以至获得男性优点所需要做出的牺牲是得不偿失。所有在传统中长大的小女孩,都羡慕男孩子穿的服装简便,而她们在镜中的映像及她们所预见的锦绣前程,使她们开始逐渐认识到华丽服饰的重要性。如果镜子逼真地反映了平常的容貌,如果它未许下任何诺言,那么花边和饰带就会显得令人讨厌,甚至荒唐可笑,“graconmanque”[男孩子气的女孩子〕就会顽固保持她的男孩子气质。

  即使具有优美的身段和漂亮的容貌,一个专心实施自己远大设计或只想获得一般自由的女人,也会拒绝为讨好他人而退让。她是通过她的活动发觉她自己的,而不仅仅是通过她固有的容貌发觉她自己的,因而她对迫使她局限于她的身体的男性欲望感到震惊,正如这一欲望让年轻的男孩子感到震惊。男性化男人对被鸡奸者感到厌恶,而她也对顺从的女性感到同样的厌恶。她采取男性态度,在某种意义上是为了显得与这种女人没有任何干系。她身着男装,表现出男性的风度,操着男性的语言,与女性化的女伴形成情人关系,而她代表男人:

  不错,这是在演戏,是“男性化抗议”。但这是次要现象,而征服的、主权的主体一想到变成肉欲的猎物就感到的耻辱和厌恶,这才是主要的。许多女运动员都是同性恋者,她们不认为一个意味着强健、主动、反应力和冲击力的身体是被动的肉体;它未赋予抚摸以神奇的灵感,它是对付世界的工具,而不只是世界上的一个客观事物;所以,为自我而存在的身体与为他人而存在的身体之间的鸿沟,仿佛是不可逾越的。类似反抗在行政和智力型的女人身上也可以发现,服从,即使是对自己身体的服从,对她们也是不可能的。

  如果两性平等真正实现了,上面所提到的障碍在许多情况下就会被消除。但男人仍在受着优越感的感染,而如果女人未分享到这种优越感,她就会对这种心态感到气愤。不过应当说,大多数任性的、专横跋扈的女人,在遇到男性时几乎毫不迟疑:“男性化的”女人往往是真正的异性恋者。她不想放弃她做人的权利要求,但也决不想被剥夺女性气质。她想介入男性世界,甚至想利用它。她的强烈肉欲不畏惧男性的暴力,她从男性身体寻找快感时,要克服的心理厌恶比胆怯的处女为少。一个十分粗鲁、野性十足的人,不会对性交感到屈辱;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知识分子会否认这种屈辱;一个自信且又天性好斗的女人,会非常愿意参加必胜的决斗。乔治·桑喜欢年轻的男人和“女人气的”类型;但德·史达尔夫人只在晚年才在情人身上寻求青春与美:她以强健的精神支配着男人,自豪地接受他们的崇拜,所以她在他们怀抱中不可能感到像个猎物似的。像叶卡捷琳娜大帝那样的女君主,甚至可以允许自己在放荡中被虐:在这类玩弄中,她仍然是唯一的统治者。身着男装、骑马越过撒哈拉沙漠的伊莎贝拉·埃伯哈特,在委身于某个强健的狙击手时,根本没有感到自卑。不想做男人附庸的女人,并不是一个始终回避男人的女人:她反倒极力让他变成寻欢作乐的工具。在情况有利时(这基本上取决于她的性伙伴),那种竞争观念就会消失,而那时她会尽情地享受对于自己是个女人的处境的体验,正如他享受自己的男性处境那样。

 

  但是,不论情况多么有利,主动的个性与性角色的这种协调,对于女人总是比对于男人要困难得多。会有许多女人宁肯逃避这种尝试,也不愿意在这种努力中徒然耗费精力。在女艺术家和作家当中有许多同性恋者。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她们的性怪癖是创造力的源泉,或这种怪癖表明存在着这种优越型的能力;而宁可说是在于她们专心于严肃的工作,不想在扮演女性角色或与男人搏斗上浪费时间。她们不承认男性的优越,也不想假装承认它或自寻烦恼地与它决一雌雄。她们期望能在性快感中得到放松、抚慰和消道:她们更期望回避以对手面目出现的性伙伴;于是她们摆脱了隐含在女性气质中的种种束缚。当然,促使主动的、“男性化的”女人在采取与放弃她正常的性行为之间做出选择的,是她的异性恋体验的种类。男性的轻蔑,证实了丑女人对自己无舵力的感觉;自尊的女人会被请人的傲慢伤害。这里我们再次碰到了前面已提过的性冷淡的一切原因:愤怒、怨恨、害怕怀孕、以前流产的创伤,等等。女人接近男人时越是多疑,这些原因也就越是重要。

  然而,对一个天生好支配的女人来说,同性恋也未必总是一种十全十美的解决方式。由于她在追求自我肯定,不能完全实现她的女性潜能对她是一件不愉快的事。在她看来,异性恋关系既让人感到自卑,又让人感到充实;她在拒绝受她那个性别所隐含的限制的同时,似乎又以另一种方式限制了自己。正如性冷淡的女人既想得到性快感却又拒绝它,女性同性恋者也常常可能既希望自己是一个正常健全的女人却又宁愿不是。这种犹豫不决明显表现在斯特克尔研究的一个异性模仿癖(transvestite)的实例中,这个实例前面已经谈过。这个病人压岁开始搞同性恋,对向她屈服的女孩子表示轻蔑和厌恶。她开始认真学习并开始喝酒。

  她婚后虽然在扮演攻击性角色,但仍没有得到性满足。不久她离开了她所谓“爱得发疯”的丈夫,重新开始了与女人的性关系。在想像力丰富的时候,她觉得自己完全是个男性,而与女性结合;在其他时候她则觉得自己是女性,而去找男情人。由于两种方式都末使她得到性满足,她接受了分析治疗。

  女性同性恋者能够轻易承认她失去了女性气质,如果她这样做可以成功获得男性气质的话。虽然她能够以人为方式夺取她爱人的贞操并将她占有,但她仍然是一个阉人,她可能会对认识到这一事实感到非常痛苦。她作为一个女人是本实现的,作为一个男人又是无性能力的,她的紊乱可能会导致精神病。有一位病人对达尔比兹说:“要是只有我才有能用来插入的某物,那就好了。”另一个病人则希望她的乳房是坚挺的。女性同性恋者往往会试图用傲慢和裸露去补偿她在男性化方面的低劣,而这实际上是暴露了一种心理失衡。而且,有时她会成功地与别的女人形成一种关系,这种关系与“女性化的”男人或男性气质尚未定形的年轻人可能同她们保持的关系十分相似。克拉夫特·埃宾所报告的“桑多伯爵”的情况,就是这种关系的十分有名的实例。这个女人借助于刚才提到过的简便方式,达到了心理平衡,这种平衡只是由于社会干预才被破坏。

  萨洛塔出身于一个以怪癖闻名的匈牙利贵族之家。她的父亲把她当成男孩子抚养,叫她桑多,她骑马、打猎等。直到13岁被送进学校,她一直在受着这种影响。没过多久,她爱上了一个英国女孩子,于是假扮男孩与她私奔。后来她回到家,重新用桑多这个名字,身着男装,受到精心的教育。她和父亲一起长途旅行时总是一副男性装扮。她热衷于运动、饮酒,还逛妓院。她尤其喜欢女演员和其他这样的超脱女人,最好不要太年轻但本质上却是“女性化的”。

  她说:“如果一个女士的情欲暴露在诗一般的面纱下面,我会感到很快活。女人的一切非礼都会使我厌恶。我对女性服饰有一种说不出的反感——的确,对女性的一切都是如此,但这只是就我个人而言,因为,另一方面,我对美丽的女性还是满腔热情的。”

  她和女人有过许多次私通,为此花了许多钱。同时,她也是两家重要杂志的受重视的投稿人。

  她与一个年龄比她大10岁的女人在“婚姻”中生活了3年,后来和她分手时十分悲痛。她可以激起强烈的情欲。她爱上了一个年轻的教师,在一次隆重的婚礼中和她成了婚,这个女孩子和她全家都认为她是一个男人。她的岳父有一次偶然发现她有个仿佛在勃起的东西(可能是假阴茎)。她也刮胡子,不过这是个形式问题。但旅馆的仆人因看见她床单上的血污并从锁孔偷窥,怀疑她不是一个男人。

 

  于是真相大白,桑多被关进监狱,后来经过彻底的调查被释放。她由于被迫与她心爱的玛丽分离,十分悲痛,在狱中给她写了许多又长又感人的信。

  检查表明,她的身体结构不全是女性的:她的盆骨小,没有腰。她的乳房发达,性器官完全是女性的,但发育不成熟。她的月经晚至17岁才出现,她对这一功能十分恐惧。一想到与男性发生性关系,她就感到害怕。她的羞怯感只对女人而发,以至她与男人睡觉时不感到害羞,与女人睡觉却感到害羞。别人把她当做女人对待使她十分尴尬,她对必须着女装的确十分痛苦。她觉得,她被“一种磁力吸向24至30岁的女”。她只有在抚摸爱人时才可以得到性满足,若被抚摸,毫无性满足可言。她不时用塞满棉絮的长袜当做阴茎。她讨厌男人,对别人的道德评价十分敏感。她很有文才,颇有教养,记忆力惊人桑多没有进行心理分析治疗,但对事实的这一简单陈述展现了许多特点。似乎她并不存在“男性化抗议”,她由于所受到的教养及人体结构方面的原因而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男人,这完全是自然的。她父亲带她一起旅行,把她纳入他的生活。这种做法显然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她的男性气质是如此确定,以至她对女人未表现出任何心理矛盾。她和男人一样爱她们,不认为她们损害了她的名誉。她在爱她们时,采取的是纯粹支配的主动方式,不承认献殷勤有相互性。但值得注意的是,她“讨厌”男人,特别喜欢年龄大的女人。这暗示她对母亲有一种男性的恋母情结,保持了幼年时的孩子态度:她与母亲结成一对儿,并希望能保护和支配她的母亲。

  如果孩子没有感到母爱,她常常会一辈子受到这一需要的缠扰:桑多由父亲抚养,肯定会梦想有一个可亲可敬的母亲,后来她在别的女人身上寻找这种形象。这解释了她对其他的男人感到极度嫉妒的原因,这种嫉妒与她对独身女人和大龄女人的“诗一般的”爱与尊重有密切联系,而这些女人在她心目中仿佛有一种神圣性质。她对女人的态度,正是卢梭对德·华伦夫人、小本杰明·贡斯当对德·夏里埃夫人所采取的态度:这两个敏感而又“女性化的”少年,也转向了母亲般的情妇。我们碰到的女性同性恋者,往往多少明显地属于这一类型,她从未认为自己与母亲是一致的——因为她太爱或太恨自己的母亲了。但她在拒绝做女人时,却希望周围有轻松愉快的女性保护。从那子宫般温暖的庇护所,她能够以男子汉的勇敢步入外部世界。她的举止像男人,但作为男人,她又脆弱无力,这使她想找一个大龄情妇。这一对儿情人相当于那众所周知的异性恋的一对儿情人:大女和少男。

  精神分析学家们十分强调同性恋女人与母亲早期关系的重要性。有两种情况使青春期女孩子发现要摆脱母亲影响很难:一种是她被多虑的母亲过分溺爱,另一种是被“坏母亲”虐待,引起她很深的有罪感。第一种情况,她们的关系接近同性恋:她们睡在一起,相互抚摸,或很喜欢轻触乳房。少女后来在别人的怀抱里也会有这种快活。第二种情况,她感到强烈需要一个“好母亲”,能保护她不受“坏母亲”之害,免遭横祸。哈夫洛克·埃利斯的一个病人从小一直讨厌她的母亲,她这样描述16岁时对一个大龄女人的爱:

  我好像是孤儿突然有了母亲,由于她,我觉得同成年人不那么敌对了,并有生以来第一次开始尊重他们说的话……我对她的爱十分纯洁,我认为她的爱只是一种母爱……我喜欢她触摸我,她有时把我抱在怀里,或让我坐在她膝上。睡觉时,她常来道晚安,吻我的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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