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玲：专注他人的想法

——解读神经症现象之五

    在一个真实与虚伪、正义与邪恶混沌的现实里，我们每个人都逃不过神经症（心理冲突）的困扰。我们无可规避烦恼，也无能熄灭心理冲突。荣格说过，所谓神经症跟正常人的区别仅在于：神经症者，以为自己不正常而痛苦，为了达到正常而变得神经质的追求，正常人却以为自己太正常而无聊，为了达到超常而变得神经质的追求。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我们都是神经症。不幸的只是有些神经症的冲突是难以自治罢了。

    有一种神经症现象是：过分在乎别人的感受，控制不住揣测猜别人的内心。例子①：在外企工作的K女士的烦恼：我不知从何时起，特别在意周围人对我的看法，我处处小心对人，甚至讨好别人，可是别人并不把我当回事，做人好难呵。例子②：高三女生jin的伤心：我陷入一种毫无必要的“我过去的做法究竟好不好，他们会如何看待我”的强迫性思考，已严重影响到我的学习和人际交往。例子③：Z先生的痛苦：我已不惑之年了，却不知道自己究竟要的是什么，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我发现自己从小到大，活在别人对我的要求中，从不敢表达自己对别人的任何不满，害怕冲突、害怕很多，感觉活得很累，好像生活没有一点意义。

    他们的心理现实，类似也胜似“死要面子活受罪”，完全可称为“没有自我的，为他人的想法而想，为他人的感受而感受，为他人的喜好而喜好”活着。从痛苦的程度上，是难通过自治而平复的神经症性冲突。

    问题提出：神经症性地专注于他人的想法、在意他人的感受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在作祟？

    首先试图以 “性格论”解析。俗语“教养决定习惯，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其内涵应该是：一贯性的生活模式铸就一个人的内心模式，一个人的内心模式决定着他的处事风格（即性格），也决定了他在外部世界的位置。比如，一个小时候经常被寄养的孩子，内心驻有焦虑不安的自我，成人后的人际关系常会感到是“局外人”，或不太容易建立稳定的亲密关系；一个非常早熟的孩子，内心有个习惯担事的自我，成人后的人际关系常会扮演救助者角色。

    同理，一个长时期、习惯于受命他人要求的人，有一颗装满他人声音的（像U盘一样）的心，成人后的各种关系里，必然也习惯专注“收录”他人的想法。因为他从小，没有被允许有自己的想法，重要的，是没有可供形成自己想法的环境。

    有一点必须清楚，无论是性格还是行为模式，它们的背后是教养。荣格在《性格哲学》中强调，儿童的教养，源于成人的修为而非说教。他同时论述到，在精神疾病患者，甚至在一些常人身上，存在一种分裂性人格，这种人根本没有真正的性格，他不是“个体的”而是“集体的”，是受外部环境和普遍期待所玩弄摆布的人。

    美国神话学家约瑟夫－坎贝尔讲到，“西方传统的最珍贵之处，就是承认并且尊重每一个个体都是活生生的实体。社会的功能是在培养个体，并不是以个体来支援社会”。大致说，西方人的个性体现出的是个体性，我们刚好相反。

    “死要面子活受罪”出自东方国土。在众多“为他人好”的好人身上，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中国人的性格正是荣格说的集体性人格。匮乏个性化的集体性人格，映射的仍然是封建强制文化：大统一（屏蔽异己）声音。从文化习俗，比如过春节，许许多多的人已感到是受罪节，累在繁复的人情，罪在“若没钱没对象”＝不成功 ＝ 丢父老亲人的颜面，所以即便真相是还没钱没对象，你也得为了他们的面子，为了他们的想法，而假装“成功了”。又如：有些貌合神离的婚姻，之所以宁愿受婚姻的苦，是因不能忍（或担心）别人的看法、别人的同情、别人异样的眼光。透过这些，看出主体的“集体性人格”特征：自己的言行必须考虑到他人。在许多应酬而非真实的人际关系里，必然夹杂的是尴尬、无赖、被绑架。这些毫无意义，甚至制约人性的文化习俗，人们已深感负累，但又根本卸不下来。

    这说明什么呢？往深说，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专制政治，土壤问题。至今为止，我们体制下的社会功能，无以承认和尊重每个个体都是活生生的实体，完全不是在培养个体，而是在规定个体，用政治领域的话，是“洗脑政策”，到达成功的控制个体以服从社会。

    这样的家也一样。

    形象地说，什么样的土壤，决定了树苗受到的待遇。个体化的人，是由于环境从小给予他的“把你当主体看”“成为你自己”；集体性的人，是由于环境从小给予的“你是大家的”“你应成为我们希望你成为的人”。

    如果你一直生活在“你是大家的”的背景里，那么你的心里只有他人而没有自己，换句话，你就是他人，他人就是你。

    很多神经症性专注他人想法的例子，让我们同样发现这个事实：他们的早期环境，就是一个超级“共生”家园，也是一个说教的集体。许多父母尤其是母亲，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倾注力量给予的“你是我们的核心”→“你应该成为…”→“我们全都是为你好”→“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你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你是我的命”。有一对父母，因为女儿（是同性恋）不是他们期望的人，而不想活了。

    这样家庭的孩子长即便大了，他们的心理仍处于“共生”关系，个性结构里有太多的“他我”。作为独立的个体，他们在心理与思想上，没有边界的，那么在婚姻或其他关系中，他们难以区分自己和他人的需要，即容易投射性看问题。

    前面例子①的K女士，就是这样一个集体性人格的人。她有一个能干有点洁癖的母亲，父亲是一个偏执性格的教授，很小时的她就被禁令“四不好”：拖拉、任性、哭泣、撒谎，被严格“训练”为一个标准的好孩子：听话，习惯好，成绩好，多做好事，多为别人考虑。从心理发育的角度，童年是靠感受形成自我，即“我是一个怎样的人”的自我意识的关键期。K女士从幼儿开始，不得已而封闭了自己的心，隔离了自己的感受，但思维却高度发展，所谓的超我很强，内化了足够多的“好父母意象”。

    如她一样的人，定会是个非常好的人，很愿意为别人付出。但由于他们感受的心是关闭的，会常常扭曲别人发出的信息，比如会快速地用头脑判断他人的想法，确定别人需要什么，然后强迫症一样地去满足别人。更糟的是，当别人一遍遍澄清“不需要”，但他们却不顾别人的意思，也完全不知道误判了别人的意思。他们只是知道要对别人好，却没有能力给到对方想要的东西。

    看出他们的自我价值感，完全建立在对方是否承认自己之上。所以，对方必须收下他们的礼物，给予他们肯定，否则，他们会感觉非常受打击，觉得特没有面子。

    神经症性“专注他人的想法”的人，性格不属于自己，特别像是海伦·朵伊契在《精神官能症的精神分析》书中讲到的“仿佛人格”。这种性格在说明，有些人仿佛是受委托而活着，向外界现实唯唯诺诺地屈从，以保持平衡，直到某天，一些意外的事件使他们崩溃，乃至忧郁。那些过去印刻于患者生命凹陷的（尤其是自恋受损，自尊剥夺的凹陷），“仿佛”突然带着悲剧与痛苦而凸显出来，表现为一种冲突性地索求他人的喜欢、在意他人的评价。你会发现，他们在寻找被他人接受的艰辛之路上，神经质的表现为好人。他们活着，仿佛就是为陌生人的“认可”而活。

    当一个人凝视他人的内心，可以想象，他自我的内心被荒凉了。整个的状态，犹如艾略特在长篇史诗《荒原》中说的意思：在荒原中，事物的表象是无法代表内在真实的，荒原中的人过着一种不真实的生活，别人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别人告诉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却没有勇气过自己要过的生活。不过他们心底十分委屈“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做过我要做的，我一直遵照别人要我做的去做”。

    在每份关系里，如果是极力想获得他人的认同和接纳，必然费尽心思专注他人的心思，不惜（屈尊）以极度讨好他人而建立关系。准确讲，作为一种讨好型防御模式的心理动机，首先不是想要他人的认同，而是防御他人的伤害（如攻击、歧视、孤立）自己的恐惧。

    通过对“专注他人的想法”的性格解读，可以认为，儿童的性格正是成人修为的映照。

    同时也严肃的认为，所有神经症现象之根源，是成人对儿童心灵的忽视。

    带有神经症性格的父母，就儿童的忽视主要在：对道理的灌注，对感受的剥夺。众所周知，那些在精神上造成伤害的、甚至毁灭性的行为，或者那些造成重大情感剥夺的情景，常被用来描述幼儿，因过早承受分离或打击而造成的忧郁现象。所以，真正的罪魁是，婴幼儿不幸地面对了母亲（或抚养人）缺乏感情把注的反应。那些千百件忽视儿童心灵的小小事件，往往难以觉察而被忽略，但因不断重复发生，而具有隐形创伤的意义，效果是累进的。

    父母必须懂得，幼儿需要的东西其实很简单：能被他所重视的人放在心上，一种被珍爱的感觉。这份被珍爱的感觉，在之后的发展过程中带来的是：我是值得被爱的、我是有价值的、我是可爱的……这些对自己的评价与感受。而这些评价与感受与日后发展出的自尊、自我价值感、抗挫折能力、心理弹性、正当的理想等，都是息息相关的。

    把荣格那句“儿童的教养源自成人的修为而非说教”作以延伸，我认为，（儿童）神经症性格的形成，不是他本人的意志所为，而是他身边成人的神经症做法——无意识地强加意志的结果；（儿童）健康的性格，是由他身边成人的健康性格滋养出的结果。因此，提醒我们想要自我实现生殖任务的成人，在你做父母之前，你的人格修为很重要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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