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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危机:肿瘤患者的梦魇

发布时间:2013-05-13 14:44  点击数:
导读:作者:施琪嘉 肿瘤至今仍是让人产生恐惧的名词。同艾滋病一样,他的含义是没治了和痛苦,由此引发的危机不仅体现在个体身上,也在家庭中。因此,现在更是需要在社会层面,在劳动力保障和社会和谐面来考虑肿瘤的治疗。 本文要讨论以下几个问题。 肿瘤的神话

作者:  施琪嘉
 



   “肿瘤”至今仍是让人产生恐惧的名词。同艾滋病一样,他的含义是“没治了”和“痛苦”,由此引发的危机不仅体现在个体身上,也在家庭中。因此,现在更是需要在社会层面,在劳动力保障和社会和谐面来考虑肿瘤的治疗。

    本文要讨论以下几个问题。

 

    肿瘤的“神话”

 

   “神话”是指代代相传、只有去听、去服从、去认同而无法改变的“曾经发生过的故事”。现存的几个关于肿瘤的“神话”有:(1)诊断为“肿瘤”就等于判了死刑,没救了;(2)“肿瘤”是一种性格疾病,所谓某人有“肿瘤性格”即他/她容易罹患肿瘤;(3)确诊“肿瘤”的病人都会产生精神心理上的问题;(4)“肿瘤”的诊断和治疗一次完成后就不再做了;(5)肿瘤治疗是一个当事人的事情,与其他人无关;(6)对诊断为肿瘤的病人需要保密,不讲真话实话;(7)对于癌症晚期的病人没有什么可以讲的,特别不能谈“死亡”的话题......

 

    由于“肿瘤”的诊断会动摇人类的基本防御,所以上述“神话”会以不可动摇的信念影响着人们。我们先来弄清楚人类有哪些基本心理防御?

 

    人类的两个防御系统

   (1)害怕系统:人们在长期进化过程中形成了用来保全物种、繁衍生命的防御体系,其中的一种重要的体系位于大脑的皮策,可以在面对危险时作出理智的判读和行为上的作为,情感也发生与之相关的反应。这样,人们就会对一种危险状况作出“战斗”或“逃跑”的反应。确诊“肿瘤”后,人们的第一反应为“那不是我该得的病,那不可能发生在我的身上”。这种被称为“否认”的防御是“逃跑”的表现。经过一段时间后,人们接受诊断的现实,开始与医生及家属讨论如何面对和处理“肿瘤”。这时,可以说他/她作好了“战斗”的准备。我们可以看到,还胖系统是一种相对成熟的防御。在这种状态下,我们可与病人及其家属理智的交流,病人也可配合治疗。所以,使病人处于“害怕系统”激活的转台,这是我们的一种心理前提。

 

  (2)恐惧系统:在极大压力下人们会出现失控的情绪、无助的行为和混乱的思维。此时的病人变现为迟钝、麻木、淡漠及无序。这是一种“系统恐惧”被激活的表现,其特点就是需要安抚、照顾和给予陪伴、提供帮助和支持。认识到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这一系统被激活,病人就无法与外界建立有效的联系,依从性不佳,甚至会出现严重的自伤行为。人们缺乏判断力、甚至缺乏正确治疗的动机和力量,容易被外界的暗示所迷惑,这也给一些不法分子造成可乘之机。

     回到上述的“神话”话题,深化其实就是在原始人类处于无助、无知和无望状态下帮助自己活下来的“谎话”,它确实一剂心理上的“良药”。在江湖上、在传销商、这些病人和家属听到的是“这个药有效”、“按我告诉你的法子,你的病几分钟就能搞定”的神话。这些“神话”,在正常人看来是“谎话”,“大话”和“虚妄之言”,而为什么病人及其家属愿意偏听偏信呢?因为他们处于“恐惧系统”的工作状态下,失去了正常的判断能力,希望有人或物能帮助他们,他们希望奇迹出现。

    反观真正能帮助病人的医疗界,我们给予病人的“神话”是“该吃什么就吃什么”、“别讲出去他的实情、谁讲谁负责!”,我们不强化“神话”而是破灭“神话”。我们有更好的“神话”将给病人和家属听!

    我们在理解上述两个系统的情况下需要做哪些方面的工作和怎么做工作?我想从信息的传递、疼痛的处理、死亡的处理和团队的工作这四方面加以阐述。

   如何传递信息

    我们以往的交流方式为医生=权威,病人,家属=被动和被告知、接受帮助的对象。我们将其设想为人际关系中孩子和父母的关系来解释。如果孩子与母亲的关系是被照顾和依赖的关系,母亲提供孩子关注,支持和接纳的空间;而孩子与父亲的关系为引导、指示和服从的关系、父亲被视为权威和控制的角色。在医院内,医生的国有角色就是母亲。权威角色只有在对象具备沟通和被引导能力时才能发挥作用,而在启动恐惧系统时,我们更多需要扮演“母亲”的角色。

    医生除了恰当承担相应角色外,还要明晰人的三种基本沟通模式(见图)。

     综上所述,现代医疗模式需要我们同时具备专家、老师、父母的角色。在沟通模式中,不仅专家的角色会翻身转变,其对象也非单一的医患关系,而是医-护-患-家属及其他工作人员的多重关系。

    疼痛的处理

    疼痛是肿瘤病人常见的症状。局部、急性的疼痛常有明显原因,用医疗方法处理便可减轻和消除疼痛。而我们主要关注难治、慢性的疼痛,他常与心理因素有关,通常具有弥漫,迂延和反复发作的特点。如果就疼痛的基本分类和原因进行分类,疼痛可分为躯体疼痛和心理疼痛。其中躯体疼痛可通过药物或其他医疗手段控制,药物(或醉剂)足量、全程使用的效果好,成瘾可能小。心理疼痛即便给予足量或超量的药物,效果仍差、并且容易成瘾,需要辅以心理治疗。心理治疗的基本要点为建立信任、稳定、安全的照顾关系,心理创伤的病人需要作专门的心理创伤治疗,而放松训练、暗示治疗及疼痛的催眠治疗为实证有效的方法。

    濒死与死亡

   “死亡”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中国古语曰“盖棺定论”。有些话,还是在死后说比较好,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人之即死,言其善处。但中国的文化中也有“白喜”一说。一个人如果到了年龄而失去,无疾而终或睡眠中失去,这些情况大家能够接受,甚至认为是件好事。。但有几种死亡人们并不容易接受。一为夭折,出生后还未成年而亡,所谓白发人送黑发人。二为暴病或意外而亡,事情发生太突然,准备不够充分。但很多恶性肿瘤,病人是慢慢走向死亡,这种情形人们就在有准备的情形下去面对死亡而束手无策,尴尬、内疚而无助,我们该怎么办?

    “为死者诲”的意思是对逝去的先人所讳,前者是避讳人,比如说到某人的父母。甲说:父亲已经去世了。乙马上说:对不起!后者是避讳“死亡”这件事。在我们的文化中,实在避不开该话题时,则常用抵消的办法,如保险公司的人在谈当事人身后保险获益时,常这样开口:“要是您呸呸了,则您的家人可以获得多少多少的赔偿......”。一个年幼的孩子回家后高兴地对外婆说,外婆,我今天看到两个棺材,一个是您睡的,一个是我睡的。这孩子一下子就挨了其外婆的两个耳光。其实,他只想说,一个棺材大,一个棺材小!

    当一个人真的病了,他/她希望所谈的话题与其疾病有关,一个人病入膏肓了,他/她虽然怕死,但他/她仍希望有人能和他/她谈论这个话题。这不仅和当事人的事情有关,也和他/她的尊严有关。

    弗洛伊德是奥地利的精神科医生,因口腔癌做过30余次大大小小的手术。最后,他的私人医生因麻醉剂量越来越大,害怕因此引起心脏的问题而与他人讨论起弗洛伊德的死亡问题时,被弗洛伊德知道了,弗大怒道:有谁能比我更有权利决定我的死亡?!

    当一个人知道自己来日不多,当死亡慢慢来临时,我们应该报着怎样的态度去面对呢?

   “久病床前无孝子”。即使你花费许多、尽心尽力,但仍抵挡不住疾病的恶化,而经济负担、体力负担、心理负担仍在增加。当事人的内疚感、无助感与其亲属的无奈和愤怒似乎无法处理,谈话仿佛变成了一幅死棋!但这看上去的“死棋”却可能只有在活着的时候表达,沟通,特别是通过对爱的表达才能“走活”。

    如果要谈死亡,如何开始?谁来开始?开始后如何进行下去?

    我们觉得这是一个严肃的话题,需要严肃地对待,最好由治疗师在建立了信任关系后组织家庭来谈这个话题。未经培训的医生、护士和毫无准备的家属往往不知如何开始,以下是一些应对要点。

   (1)谈死亡不是往死里谈,而是往希望之处谈。谈“希望”在哪儿?

   (2)谈死亡不是只谈“死”,而是谈生命的意义,谈自己对延续生命的理解。

   (3)谈死亡不是“一死了之”,而是未雨绸缪,将未竟的心事了结。

   (4)谈死亡不是孤独地谈,而是大家一起谈;

   (5)发展良好的、共同可实施的仪式。

    团队的工作

    有人说,肿瘤工作者是“死亡团队”,因为他们打交道的对象是与死亡相关的病人。其实这样说并不准,因为其他行业或科室可能也经常与死亡打交道。我认为,肿瘤工作者通常处于知道恶性的结果而不敢告知真相,看着年幼的恶性肿瘤患者死去而心理难以承受,过于理性而避免自己的情感流露,“救世主”情结使其觉得自己能帮助所有人等几种相互交织的矛盾之中。因此,用“无助的帮助者”来形容肿瘤工作者可能更加准确。

    目前,对团队的要求已从单一的“肿瘤学”,扩大到“肿瘤心理学”、“肿瘤姑息治疗学”、“肿瘤康复学”等概念上,其内涵也由单一的肿瘤诊断、治疗延伸到对肿瘤的姑息治疗,对肿瘤疼痛、肿瘤家庭的关注。由此,处理肿瘤的工作范围要也由针对肿瘤患者扩大到对患者家属、对肿瘤专业人员的工作。这也更需要引入新的概念不断充实拓展我们对上述理念的研究和理解。在生物-心理-社会模式下,我们需要树立这样的观念:(1)一个病人背后是一个家庭;(2)疾病的基本平台是病人,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病”;(3)医护工作是一个团队的工作,除了相互配合外,还需要适当的休息;(4)帮助人的团队也需要专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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