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玲：解读神经症现象：谁在强迫我【修订版】

（一）被自我的创伤记忆所强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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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中我们都有某种强迫症现象，如执意、痴迷地打游戏、工作、写作、垂钓、做研究等等。任何的良好或不好的习性养成，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是需要甚至是依赖人的执意，或强迫性的追求。

但有一种令人苦恼的强迫症现象，叫做强迫反强迫。如，强迫性思维，当事人感受强迫性思维苦恼的同时，又强迫自己反抗强迫思维。

各类神经症中，体验心理冲突最尖锐的是强迫症。他们不可思议的，是自己都觉得其表现很荒谬，如心里偶有想跳楼的想法和冲动；他们痛苦的是，自己总也制止不住这荒谬的想法和冲动。

强迫症患者并不知痛苦的根源是什么，只知自己是陷入了强迫思维，陷入强烈的情绪冲突，惶惶不安。用现象学解说，他们是“跟自己的影子做殊死斗争”的典范，无意识的角色很像是：完美不能的奋斗者，禁欲的欲望者，高度自我控制的失控者，极不安全的保守者。

因感觉自己的思想、行为，甚至身体被什么强行控制着，故为摆脱被控制感，才强迫自己反抗这种强行控制。当进入强迫反强迫的循环怪圈时，被束缚的“我”无法看清究竟谁在强迫我。但他会穷究一个问题：我怎么了，我到底被谁在强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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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从出生那一刻就在经历创伤与痛苦，与母体分离是人原始的创伤。之后许多分离性创伤就伴随着人的一生。如此说来，创伤与痛苦正是助人成长的动力。但对于神经症来说，分离或丧失性创伤，正是他们患病或痛苦的根源。

强迫症的强迫性焦虑起源于累加的紧张，这跟早期某种创伤性记忆有关。但有别于创伤性神经症的创伤来源。创伤性神经症过去所受的伤害是来于外界，其灾难情景的创伤记忆是他们痛苦的致病源。而强迫症的创伤记忆，源于早期客体关系所致的心理创伤，它构成的是一种自我内部威胁的创伤性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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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某年轻女士（化名小英）。四年前出现“头不在我的脖子上，好像我的头不是我的”强迫思维，为此痛苦不已。去年参加工作后出现见到异性就脸红，为控制这一害羞感，她强迫自己不要去想异性呵脸红呵，结果是想得更厉害。

小英生长在一个重男轻女，缺乏温暖的家庭。父亲是一个有强迫症个性的男人，严肃而严厉，对小英只有对学习的高要求；母亲是唠叨的焦虑型女人。学习和交往朋友方面，小英常被父母训斥“木头脑袋”“咋不长脑子？”。在她6岁时因跟表哥（大她2岁）同床午睡，被父亲从床上抓起狠狠臭骂了一顿。初中不久，有次因跟男同学玩得傍晚回家被父亲痛打一顿。另一次从同学那里借来一盘影碟，当时家里有几个亲戚，播放前不知啥内容，放出后才知是三JI片，父亲气急败坏对她又骂又打，小英羞辱难当，恨不得钻进地下。从此她变了个人似的，郁郁寡欢。她还记得，月经初潮时那种惊慌失措的难堪，想问母亲是咋回事，却感觉母亲是知到这事的而欲问又止，继而觉得母亲是一种漠视的态度，这让她更羞愧不安。那样的环境下，小英经受着高压控制感，体验着焦虑恐惧，学会了压抑，学会了防御一切羞辱性惩罚的应对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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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例子，竟然还有这样的家庭？！但生活喜欢造弄不可思议。临床咨询中确有太多这样的强迫症家庭塑造出的强迫症子女。也或许，这类例子的现实意义在于，对重视“父母的人格教育和家庭教育”的呼吁。

通过例子已能看出，一个人的病症与她早年的创伤之间的关联。问题是，像小英一样的强迫症的人，她并不觉得她的痛苦是受过去创伤事件的经验影响，并不认为是对过去创伤记忆的强迫反应。她会反复强调：我是不喜欢父母对我的教育方式，但都过去了，我能理解他们。我痛苦的并不是过去他们对我的不好，我痛苦是，强迫性思考“头不在脖子上”的怪念和“脸红”的怪象！

有被强迫（被控制）感的患者，都坚定认为自己是被强迫观念或强迫行为在迫害自己，所以只关注一个焦点：怎样消除迫害我的强迫症状。不幸的，强迫性症状是保护自己内心不安的一种防御形式，你强迫自己消灭它，它不但没消灭反而被强化了。因此解除痛苦的关键是，当事者要理解真正强迫你的是自己内心的控制，而非强迫症状，明白强迫症状仅是一种表象或结果，要消除症状，须正视症状背后的控制性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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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小英为例，分析与理解症状背后的控制性东西。

① 为何“头不在我脖子上，脸红”的怪念、怪象反复出现？她反抗这些强迫思维非常可理解，因为感觉头不在脖子上的确很荒诞，见异性脸红的确让人羞怒，故有绝对理由反抗它们。这样合理化与怪现象对抗的过程中，她会完全忽视自己早已被压抑的愿望（如幻想是个男孩，渴望父母爱她），以及指向父母的敌意。

童年期，若不幸遭遇父母无意识的人格伤害，都肯定是惊恐无助的，不知该怎样应对，只能体验并承受着害怕。孩子也会意识到，若有反抗情绪都不好，会导致更重的惩罚，同时有失去被爱的危险，所以必需压制对父母的怨恨。

处于这样的关系控制，首先会导致孩子一个“坏我”的自我形象，所谓过度认真、羞怯敏感等个性就是这样形成的。

人早期病理性的亲子环境，是培植人的神经症心理的隐患。一个人现实的遭际都是他过去心态的投影，就是这个道理。而神经症患者的现实生活，正是被他心理的过去支配着。

② 小英源自过去父母惩罚她的事件上，持续强烈体验着紧张、恐惧，每次的恐惧会加重她“又犯了错误”的感觉。当然她不可能明白错在哪里。只感觉被大人指责本身就说明肯定是自己错了。随逐渐长大，她越明白自己的“犯错”与男女关系和性有关，与父母骂自己不长脑筋、没长脑袋，和他们冷漠的态度有关。她除了拼命学习以外，几乎习惯了自我思考、自我研究那些“相关”的现象。她庆幸自己终于有了满意的婚姻。因此，她无法容忍自己有了婚姻，为什么见了异性要脸红，为什么有那怪异念头？

精神分析理论认为，心理过程自动受快乐原则的调节，这意味着 人的任何一种活动过程如果源自不快乐的紧张状态，都必定采取“避免痛苦，产生快乐”的途径。

小英那挥之不去的强迫症状本身，是长期处紧张状态下习惯“避免痛苦”的结局。它形象说明了真正强迫她的东西，正是那被打压、被羞辱的恐惧感。“脑袋不是我的”象征性投射了她早期对父母指责“不长脑袋”的反认同。意识里很怪异的念头，一定有很合理的潜意识动因。“脑袋不是我的”潜台词是：要真是没脑袋就好了，我就不用紧张恐惧，不用学习好，不用绞尽脑汁躲你们。或有一种隐喻，我不知道我是谁。

③“见异性脸红”象征性表达了欲爱又恐惧爱的矛盾情感。在她紧张

恐惧的创伤记忆中，存有过多“女孩不如男孩，但不许跟男孩玩，男女关系羞耻”等印象。但，渴望被爱是人的本能之需，当小英体验到渴望爱的威胁后，渴望异性之爱会受到意识的压抑而被遗忘。因对她来说，这种渴望本身意味着挫败和受辱的创伤。

见异性脸红现象出在结婚之后，对如此规矩的小英，犹如背负不白之冤，苦不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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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各种形式的强迫症现象，都是过去经验的记忆符号而已。它们作为创伤体验的负累结果，变相表达着患者内心没有满足的基本需求，以及未被理解与释怀的怨情、怨恨。

正常情况下，我们所体验的大部分痛是觉知的，能识别痛苦来于何处。神经症患者所体验的痛，是内在的一种预感，并被认为是一种危险，只知其痛苦来于症状，不知其症状的隐含意义。

假如说，创伤性神经症患者很像是忍受灾难创伤一样忍受着有形的威胁，那么强迫症患者，就像是忍受精神创伤一样忍受着无形的威胁。正是那如影随形，又无形的内在威胁，强迫着或叫控制着当事者，始终不停地思维——并不存在的危险。

（二）被自我的观念所强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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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迫症患者是反感理性的理性主义者。反感理性是无意识的，因早期在高压与高度理性的教育模式下受训，人心深处形成了敌意严苛-理性的压抑。压抑（或是反向认同）的结果，自己也变得高度理性。

他们的行为很稳重，心里却总有一种把控自己与外界关系的失控感。为避免这种失控感的惶恐不安，会无意识的强迫自己“遵章守法”，万事小心，确保安全。由此，他们的心思也陷入了牛角尖的痛苦，越是我知道不该胡思乱想，越是乱想得厉害，还特别想从思维里消除那些不好的观念。

某男孩被他的强迫想象“魔鬼野兽××，必须杀死××”折磨了六年，与这一想法斗争了六年，他说决不允许自己有这样的念头。（这就像拳王泰森所言：我必须与我内心的恶魔作殊死斗争。但泰森没有强迫思维的痛苦，也许他有强迫性的超理性的坚韧，这是他成为拳王的驱力，也是他战胜内心之恶的魔力）。某女士反复被一个不该有的想法纠缠，即我与叔叔做爱。她说她千不该万不该有这样的念头，真恶心。为此她很讨厌自己，说一定要消灭这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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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思维里消除某观念，是一个实现不了的妄念。

强迫症者并不知，自己被这样的妄念所强迫。首先他对陷入强迫反强迫的怪圈没意识到，只知那些观念不好，应抵制和除掉。这就难怪他们迟迟不能打破怪圈，解放自己。从治疗角度，是要帮他们意识到，缓解强迫重复之苦是先撤销对强迫想法的抵制，转变“从思维里消除某观念”的想法。尽管对强迫症而言，允许坏想法，依然很难。

强迫症患者不仅被强迫症状，和必须去除症状所强迫，还受内心深处的情感所强迫。症状作为一种结果，继发性在影响人的生活，症状也作为了一种防御模式，稳妥地掩护了人潜意识动机，所以，症状往往是顽固的存在。如有个小伙子，他老是把邻居“王阿姨”口误为“林大嫂”，王阿姨也挺谅解他“你这孩子，事情多了忘性大”。归因忘性大是他叫错姓名的表因，而他口误后面的实情，是他埋藏的对哥嫂-林某某的深深眷恋之情，总被长相与气质很像嫂子的王阿姨所唤起。心底有谁眼里就有谁。这道出了小伙子口误的潜意识动机，或叫无意识情结。

又如某女士，她每天出门前要反复检查窗户、天然气关好没有，关门后要反复锁几遍。她明知不必要，但就控制不了。她归因自己是从小胆子小，做事过认真的结果。没错，强迫症的人确实有过分认真的特点。但这不足以说明她就需要强迫性关门窗。从她的成长经历得知，她从小处在一个紧张恐怖的环境，父母不幸的婚姻，使她经常看到父亲施暴的凶样，也常见母亲歇斯底里的狂怒。她不断被父亲教训着：你不能贪玩，不能懒惰，必须认真读书，将来必须要有出息，千万别像你妈那样没有见识、脾气还古怪。她不断被母亲教育着：孩子，你必须听话，管好自己，不要轻信别人，不要跟别的孩子鬼混，将来找对象千万别找像你爸那样没修养的人。她，的确是个听话懂规矩成绩好的孩子。

这便是，严苛与控制性、不安全的成长环境。那么在她幼小时的神经记忆里，储存的满是“只准”“不许”“必须”“应该”，这些将是她做一个好人的行动指南；在她的感受里，注入的满是紧张、忧虑、无助的情感体验，这些是她极度没有安全感，敏感、自卑的因素。强迫性关门窗（症状），形象说明了她内心有受威胁、怕侵犯的恐惧，通过无意识的反复的确认关门窗，替代性满足了安全感的需要。

因此说，人内心深埋的忧患、不确定感，以及做事必须认真、必须完美，必须理性控制...是强迫性重复行为的内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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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提到的某男孩，他强迫思维“魔鬼野兽××，必须杀死×× ”，这个××是他决不可杀的长辈，但不管杀谁都要不得呀，所以他必须要抵制。意识层面，他觉得是反复出现的怪念头在折磨他，但不知是什么铸成了这样的强迫怪念。任何顽固的习惯或症状形成，都有历史渊源的。正如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道理。患者之所以痛苦的深层次东西，往往就在他的症状或梦里面。

从男孩的症状看，那个他必须抵制的思维很直白说明几点：①他有仇人，这个仇家是他的重要关系人，并给他过某种伤害；②其伤害的程度较重，以致他产生有强烈的愤怒和杀机；③受道德焦虑的控制，压抑了复仇冲动。一般说来，伤害或挫折并不必然是一种隐患，它是否会制造创伤性情结，取决于一个人的性格和应对能力。面对伤害于我的事件或人，如果能自卫性的反击还击，或事后做一些补偿性工作，如外向表达受伤害的感觉或不满情绪，都是及时而合理处理愤怒的做法。

通常，焦虑型性格的人，在面对伤害性事件时内心很冲突，究竟是攻击，还是忍让，无法选择。而持续的冲突本身是一种难言之痛，为缓解痛苦，又只好采取压抑痛苦，行为风格上，变得越加刻板的理性。所以男孩解决冲突的策略，是被动攻击，这比忍让好一点，虽然只能在心里仇恨他不满的人、咒骂那人是魔鬼野兽、幻想杀死了那人千万次。如果，男孩能够完全允许、接受这样的被动攻击，那么他的心理冲突就没那么尖锐，感受会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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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人，被他内心潜藏的观念及欲望冲突所控制后，他似乎把整个自己都交给了他的异己——潜藏敌人。他的思维，他的情绪，他的感觉，甚至他的行动都受到异己的控制，“我”成为了自己异己的奴隶，不得自由。

强迫症的苦和累，一是脑累，头脑想大了的累；二是心苦，心被囚禁的苦。解除苦累的大方向是，首先切断强迫反抗“强迫症状”的恶循环，比如降温反抗的强度，对症状的态度别那么激烈，这意味着允许症状，反正你强不过它，就让它存在，也许你不跟它斗，它反而也凶不起。这一任务说起简单，要做到并非容易。然后，最重要的是：了解和认识谁是你的异己，谁是真正强迫你痛苦的潜在敌人。

心灵获取自由感，终将是强迫症的无意识情结意识化......这需要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

（三）被自我的自负所强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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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中有些人，爱把过去的不如意牢牢记住，执意地反复琢磨，懊恼地深入体会，这自然会生长过多的怨情、怨言。它们烙在心坎，又不断产生负面想象，慢慢成为了人心底的声音，成为了生活中深刻的偏爱。

强迫症患者是有这偏爱的一类。他们的心仿佛被一股力量控制，这股力的元素之一，是理想化的自负。

关于自负，韦氏词典的定义是“自负是在真正或想像的优点基础上产生的自尊”。真实的、想像的，是两回事，自负亦有正常和异常之别。

自尊与自信常在一起，自卑与低价值感常在一起。

自负本是一种自信，只不过有人的自负，是有内在东西的自信。有人的自负是虚张声势的自信，或叫掩饰自卑的一种防御。

在人们的概念里，自负是自以为是的个性，自负的人是盲目自大，给点阳光就灿烂，半罐水响叮当的人。真正优秀有本事的人，自负是一种气质或底蕴存在，给人的感觉是宠辱不惊，含而不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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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症的自负，大多是“在自我想像的优点基础上产生的自尊”自信，即前面说的异常自负。异常自负所带来的强迫现象是，对完美追求的欲罢不能。

例28岁的小冰，数年来焦虑抑郁。他上大学开始被强迫思维“动物有思想吗”“人什么时候开始有思想”所纠缠，毕业后强迫思维神奇的没了，又出现了更大的麻烦，如：面对恋爱已两年的女友很纠结，不知该继续还是分手？工作不如意，先后跳槽了三家单位。他最理想的职业是企业高管，也相信自己一定能实现。但现实是，雄心屡屡挫败。

他如临四面楚歌的心境，若继续为理想奋斗，已知有太多局限，耗时又耗力；若接受平凡工作，又觉得无意义。一些日常事也纠缠上他：到底去见不见某老师？是否参加女友的同学聚会？是否听从父母的劝导回家乡教书？最终他开启了怨情、怨言的生活模式：不间断地抱怨父母，从小对他的希望太高！抱怨自己，有理想有才华，命运却对他如此不公！

小冰之现象，一般人会觉得不可思议，或说神经有毛病吧。我们面对的神经症现象，正是这些过分自负、内心冲突、选择性焦虑等现象，所谓的神经有毛病，实际就是性格问题。生活中如小冰一样的人，其实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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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不可思议，都有深层次可思议的原由。

神经症者的身上有一股倔劲，不妥协的坚守某信念，如正直正派、无私、成就、节俭、囤积等等。执着信念既是他深刻的偏爱，也是他特殊的自负。这是怎样形成，又是怎样致人陷入“强迫进行”之苦的呢？关于“强迫进行”，我在《两种强迫现象的对比心理分析》中有过讨论，主要指“我知道应该放下，就是做不到放下”的强迫性行为。

众所周知，人的性格形成是在0-8岁的早期。自负和理想自我形成的早期，至少有以下依恋关系的环境条件：1）被关爱，受宠，接纳，欣赏等带来的安全感；2）成就，荣耀，承担，权力感等带来的自我认同；3）自尊受辱，情感重创等经历所致的极度不安；4）被否定，被歧视，被孤立等带来的极度自卑。

前两个环境条件下是好感受，好体验，是人构建理想自我的养分，是存在与价值感的精神基础。后两个环境条件下虽是不好的感受，不好的体验，但同时也是人改变处境的动力。因为“好”匮缺，能激发人对美好、理想的渴望，更能促使人建立起理想自我，成为他进取的内驱力。

那些个性坚韧，有目标有抱负的成功人士，大多是逆境下成长的人。可惜神经症的苦恼，恰恰是不接受现实，痛恨现实的，他们仿佛活在“理想自我”的童话世界。

小冰的不可思议现象的后面，是他的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的完全分裂。这样说，还得补充介绍些情况：小冰自小学到高中，不仅人长得帅，还是校级学霸，大家都认为他是读清华北大的料，他自己也誓言：非重本不读。没料第一次高考失利，他放弃了非重本，准备来年再考。意外再次降临，考分还不如上年，无奈下他选择了很藐视的普通高校。之后，小冰被强烈的不平衡情绪所支配：决不服输，必须改写命运，相信通过努力，一定能实现自己应该成为的人。就这样，小冰如前面所谈，心如临四面楚歌，却还是在顽强地、苦苦地进行改写命运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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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小冰，我们可以看到，人的异常自负是如何在强迫他自己。

小冰的自负，呈现为一种强迫性追求，其深层的动力来源，是他过去那悠久的优越感，内化的高要求高自尊形成的理想自我。这使他根本无法接受失败，只能进取，只能卓越，才对得起他一贯的佼佼者形象，才能安抚他那颗理想自我的心。实现这一理想，对他而言首先要成为优秀的天之骄子。理想的陨落，对他又构成了诸多丧失：聪明不再，成功不再，被欣赏不再...这无疑都是面子陨落，自负遭重创。

人的自负受伤后，一般的反应是屈辱和自恨。小冰为洗刷受伤之辱，他竭力的挽救自尊，挽救曾有的荣誉失落。当然，他内心的理想自我也会越来庞大，越看不清和不顾自身的局限，在努力求索的过程中难免触礁，自负会一而再地受伤，一而再地自怨自恨。尽管如此，他依然坚信：只要努力，就会实现理想。这无情的信念，使他陷入无情的“强迫进行”与“强迫放弃”的痛苦循环。

很多人的抑郁焦虑，正是长期处于——应该所是和现实所是之间的高度紧张。他们在现实，与理想之间；在有，与应该有之间，强迫自己超越那隐形的高峰。代价是把力量耗给了虚幻目标。

（四）被自我的良心和责任所强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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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良心的施虐性，得先说说良心是什么。同时有必要引用权威哲人的思想，因我也有仰视权威的情结和怕指责的心虚。通常情况，为表达自我想法给点信心，找些“理论靠山”算是有效策略。尽管这像是精神分析说的高级防御。

有关良心的哲学为我们提供了思想资源。选几个经典表述，亚当·斯密斯：“人对他人的感情，对他人赞成或不赞成的反应是良心的核心”；尼采认为“良心根植于自我肯定，根植对自己的自我说‘是’的能力”；弗洛姆：“人道的良心，是那些有助于我们整个人格充分发挥和发展其作用的行为、思想，能产生一种内心赞成和正直的情感。权威主义的良心，是外在权威，如父母、国家律令、文化中偶然出现的权威等内化了的声音，它的力量根植于对权威的惧怕和羡慕的情感”；弗洛伊德说“权威主义良心就是超我”。

弗洛姆和弗洛伊德，分别在著书中对良心的形成，良心和权威之间是怎样的关系有非常详尽的阐述，并对良心具有的破坏性给出了基本定位：是根植于权威主义意识，是跟罪恶感直接相关的。他们认为，良心之所以成为暴君，是因人心理的罪恶感，罪恶感让人活在了自我惩罚的牢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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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良心相关的罪恶感和愧疚感，有一关键区别：前者为西方文化的产物，当事者因犯了有悖信仰、亵渎灵魂的事之后，自觉有罪的心理。后者为东方文化的产物，当事者因自己做得不好，或做错了什么之后，虽不觉有罪，但觉得对不起社会或他人，有伤自尊的心理。

值得注意的是，罪恶感和愧疚感，都是一种深刻的内在惩罚。它们的力量，正如弗洛姆所言“都是根植于对权威的惧怕和羡慕的情感”。我们回到对强迫症的理解上，对他们而言，真正折磨心灵的是那深刻的愧疚，和愧疚之下压抑的怨恨情感。

例子，高三学生旺娃，自称患强迫症有半年了，每天被琐碎想像纠缠，严重影响学习效率，极度担心考不上大学。问他“依你的实际成绩，能考上什么大学？”他说“若不是强迫思维，肯定能考上重本”，“你即是有强迫思维，依现在的成绩能考上普通大学吗？”“能够的”，“你是否接受普通大学？”“不能”。旺娃沮丧地谈了许多，他中学以来都是重点班的尖子生，若不能读重本，他最觉得是愧对父母，愧对老师，在同学面前肯定抬不起头，若因强迫思维影响到普通大学都没考上，那真没脸面活了。

面对失落，他不是说没勇气活，而是说没脸面活，这是强迫症者过分良心，另一角度说是雄心的反映：死要面子。那厚重的面子是一捅就破的自尊，为了必须活得体面，雄心迫使他一定要出人头地的同时，得谨慎别人给不给自己面子。他们很辛苦地活在别人的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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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迫症的表现虽多样，但有其共性：①将预设的“不好后果”归咎于强迫症状，并为消除强迫症状不懈努力；很清楚自己钻进了“控制不住要东想西想”的怪圈，不清楚自己根植于的焦虑个性；承认自己是担心过重，但否认自己的行为被过分良心所强迫；②在他们的过去有着比较优秀，骄傲，被崇拜，或与之相反的经验感受。成人后并没有他人尤其是父母施压，只是自己对自己不满。如旺娃说“父母以前对我的要求特高，现在好，不再要求我读什么好大学，说只要我快乐就行。可我觉得，不上好大学就不算好样，就快乐不了”。

是什么让一个人对“好”如此执著？

当强迫症患者把现实困难，都归咎于强迫症状时，他已陷入了对症状的执着。这就重重掩盖了症状后面的情结和对情结的执著。从精神分析角度看，人坚持的每一个症状，都象征某种被压迫的无意识欲望。我们可以想象，也有理由相信，但凡人有了恼火的病症，亦便有了较充分的理由，可让自己卸下某重任，可缓解成就不了某理想的焦灼。这从根本上也解决了一个难题，就是，不必因为“不够好”而愧疚。所以为什么说症状本身，是对付另一种痛苦的自我防御呢。

受病症之苦，总好过自尊心、良心受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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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症状的执着，包括症状获益是无意识的。如旺娃的强迫性思维，已残忍到令他无法专注学习、寝食难安，他必然把力量投向-如何铲除症状，而无力感受，无暇顾及自我内在有什么权威主义良心，什么暴虐般的超我，要他干什么。无力感受、无暇顾及，是指的一种无意识形态，或叫化腐朽为神奇的过渡形式。

这里，出现了一种隐喻的理解：腐朽，暗喻某种无意识情结，即自我内化的权威主义良心、施虐的超我在强迫自己干的事，或强迫自己成为的人，由于太冲突太痛苦了，只好作为未了情结，压到无意识深处。神奇，暗喻无意识获益的症状，和对症状关注的一种无意识形态。那么，化腐朽为神奇的“化”，就并非是神勇之力，而是无意识将“未了情结”转化成了症状的一种妥协。

这再次说明，强迫症的心理存在：承担病症的解决，远比承担良心审判“你不是好样”的折磨要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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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迫症对“好”有固恋，多因他们的过去被置于“必好”的召唤中，背负了太多厚望。很久以来，孩子们的童年仿佛都献给了，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对各种“好”攀比、强竞争的教育环境，搞得一代胜过一代的“权威主义良心”。想来真是，如果你不好，如果你不如别人家的孩子，那后果、那心里的滋味可想而知，程度较低的后果，也许是敏感自卑的形成。

人的心理结构中，良心超我占有重要地位，它是建设性还是破坏性的关键，全看它的强度，和它是否包含自主性的东西，即尼采说的“良心是你对自己的自我说‘是’的能力”。但强迫症患者是缺乏真正自我的，他们的良心装有太多“正确，责任，道德”之类，且会严格的遵守这些标准。

分析强迫症的个性会发现，很多时候，他们被抑郁情感笼罩，缘由却是未取悦人的愧疚，心里积压着自责自恨，同时也极端克制对他人的嫉恨。比如一位年轻人，因强迫性毁物而求询，他说在他童年有两件挥之不去的恐惧事情：一是父母吵架，父亲把母亲打得半死；二是在河边跟女孩子玩得太晚，父亲跑来拽住我又吼又骂，我好恨他，当时恨不得跳河死给他看。幸好，我们的超我和良心，似乎天生负有压制敌意、克服攻击的能力。只不过，一个人越是克制向外攻击，其攻击意向越强，若始终无法合理表达敌意，其愤怒将转向对自我的攻击。这位年轻人的强迫性毁物，正是他长期对父亲、对权威敌意的变相发泄，也是长时期自责自恨的情绪表达。

由此可说，压抑愤怒，是递增强迫症愧疚感的又一动因。

结语：强迫症患者不堪重负的被控制感，深受两层禁锢：表层是被症状“强迫反强迫”所控，底层是被暴虐的“良心超我”所控。解救的出路，必然是松动、软化两层禁锢。

（关于治疗，见本书的第三篇“心理治疗篇”）。